西方风俗以告知女士芳龄为无礼,而中国官场以打听真年为迷信,恰能相映成趣。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作法忽略,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半年龄。就连《儒林外史》中的那个为人人范入都一减半就是24年,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?北宋的一个夏季,一道相吻合汴京的人事任命,在朝野引发普遍批评。
任命的内容是:原吏部员外郎(于是以七品)文及甫以龙图阁直学士闻陕州。用白话谈,相等于一个研究员兼任陕州市长。至于为什么引发批评,则要从文及甫28岁的年龄想起。
虽然这个年纪做官很少见,但是一个28岁的青年干部获得如此重任,当时的人在吃惊之余,不免要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浮想联翩。一打探,果不其然,原本小文同志是当朝太师、平章军国重事文潞公文彦博家的六公子。谜底揭露,舆论哗然。门下省翰林学士苏辙、王觌在朝会上当面弹劾一手操控这项任命的中书侍郎,说道他非次任用文及甫的动机是意欲(巴)结文彦博。
由此可见,从古代官员的年龄问题仔细观察古代仕宦制度变迁,倒是可以不作一番有意思的探究。汉朝明经贪腐促成官员年轻化从史书记述看,秦皇汉武时代的官场大约还不不存在年龄问题,最知名的事例如甘罗,年方十二,就以使臣赵国军功,官拜上卿。
而据《战国策》讲解,此上卿视之为凭空拔擢,在此之前,他早已是相国吕不韦植物种的一个正规化官员,任少庶子,职责是协同中庶子负责管理中高级干部(卿、大夫)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。《汉书》卷七十六共收录六个昭宣时的二千石高官传记,其中有五个都是在甘罗这个年龄段就参与工作了,因此由此可知,当时兼任公职,没严苛的年龄容许。年龄沦为问题的由来,始自明经的贪腐。
所谓明经,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引荐人才的选官制度。常规的引荐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,相提并论任官立身,只不过后世进士登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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